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拾荒江湖興衰史

趙勝是一名流水線上的拾荒者。每天,他緊貼著一條傳送帶工作,掃視、摸索、拆分,快速從里面分揀出塑料、金屬、橡膠等可回收物,扔進身后的編織袋。

這里是北京阿蘇衛垃圾綜合處理中心,一天要處理5000多噸生活垃圾——相當于北京生活垃圾日產生量的五分之一。近十年來,趙勝所在的明珠洲際科貿有限公司承包著阿蘇衛的生活垃圾分揀、回收項目,每天承擔1600噸-1800噸的分揀量。

趙勝的工作是把垃圾分類做到極致。光是塑料,他就能分出十幾種,而且還能分辨哪種更值錢。比如,光是一個飲料瓶,瓶蓋、瓶身、包裝紙的材質是不同的;拿到一個透明塑料儲物箱,要把彩色的把手從箱體上掰下來,兩者材質不同,透明的更值錢些。

經歷過流水線上的分揀后,挑剩下的垃圾被用來焚燒發電、填埋;而那些揀出來的,將在造紙廠、塑料制品廠、金屬制品廠重獲新生。

趙勝們來自偏遠、貧瘠的鄉村,仰賴城市里的生活垃圾維持生計。他們在垃圾桶、垃圾樓、工廠式的垃圾分揀車間里尋尋覓覓,他們中也有一批人,蹬著三輪車,沿街叫喊“收廢品嘍”。

最鼎盛時,北京拾荒者數量達到17萬人。這一群體受到的評價極為兩極化:一方面,拾荒者之間的交易未被納入國民經濟系統;另一方面,他們回收的廢品量和送往垃圾處理廠的垃圾量相當,為北京省下一半垃圾處理開支。一方面,他們緩解了城市垃圾圍城現象;另一方面,他們游離于監管之外,在生產、交易中制造環境污染。

在非首都功能疏解、環境整治、垃圾分類等一系列政策的裹挾之下,北京拾荒群體的生存空間愈加狹小。

30多年,宛如浮萍流蕩,起落沉浮。拾荒者的前半生,是底層追逐更好生活的寫照,也是城市垃圾對策變遷的生動切面。過去,他們因社會發展不平衡、不充分而出現,未來也必將隨著“不平衡、不充分”問題的緩解而消失。

不變的是,城市和垃圾依舊存在。

從村莊到流水線

那些被人們扔掉的東西,破袋而出,重新在傳送帶上展露真容。趙勝說,垃圾里有一切你能想到的東西,骯臟的、腐臭的、涉及主人隱私的,也有讓人興奮的,比如大疊大疊的鈔票。

北京阿蘇衛垃圾綜合處理中心,垃圾分揀車間內,分揀工在工作。攝影/《財經》記者 俞琴


垃圾里撿到錢,是分揀工們津津樂道的事。趙勝的上司老夏說,早年有個分揀工突然離職去做生意,后來他聽說,這人從傳送帶上撿到一個包,里面有幾十萬元現金。就在老夏向《財經》記者講述這個未被證實的傳聞時,幾名分揀工附和過來,分別說起他們熟知的其他版本的分揀工撿錢致富故事。不一樣的時間、人物、數額,卻有著同一種功效——足以激勵平凡崗位上的他們分得更仔細、揀得更有勁。

就連不怎么進分揀車間的老夏,也交過一次好運。幾年前,老夏在車間檢查,瞧見傳送帶上一件衣服口袋鼓鼓囊囊的,下意識拿過來翻了翻,里面塞著一疊錢,回去一數,整整7900元。不過現在,這種好運越來越罕見了。分揀工們歸納出兩個原因:電子支付逐漸取代了傳統的現金交易,紙鈔用得少也丟得少了;反腐敗卓見成效,往垃圾桶丟巨款的貪官少了。

對趙勝來說,臟沒什么不能忍受的,“反正這個皮帶,一下子就過了,臟的(東西)又不傷手”。

更大的挑戰是氣味。

垃圾分揀車間大門緊閉。如果沒有要緊事,管理層不愿輕易推開這扇門。里面彌漫著一種類似臭莧菜的味道,濃稠的氣味非常霸道,一旦粘上衣服,撣也撣不去。“進去走一下,就算馬上出來,我也要換身衣服。”一名管理層員工說。

趙勝的家鄉位于四川巴中。山村里交通和經濟都不發達,也沒有一家企業。趙勝在家帶孩子,偶爾做點農活兒。

2012年春節,觥籌交錯間,一位從北京回來的老鄉說起,在北京撿垃圾不錯,一個月能掙四五千。25歲的趙勝備受鼓舞,過完年,他帶著妻子來到北京,成為垃圾分揀流水線上的兩個小藍點。

和趙勝一樣,他現在的領導——巴中人許際才的命運轉折點也出現在25歲。1986年,許際才月入不到30元。一位姓雷的老鄉告訴他,上北京撿破爛,一天就能掙30元。

許際才說,老雷回北京那天,什么都沒帶,就帶上了自己家的三兄弟。他也很想去北京闖闖,像老雷一樣月入900元,于是懇求老雷:“把我也帶上唄。”

一張12.5元的火車票,把他送到北京。來自鋼鐵企業的廢材,有鐵也有水泥,用個錘子把里面的鐵剃出來,廢鐵能賣二毛五一斤。一天下來,許際才果真能掙到二十幾元。

“我們那個時候相當苦。”許際才說,剛到北京時,沒有固定住所,用塊塑料布蒙住被子,和鍋一起隨身帶著。白天到處撿廢品,走到哪里,晚上就在哪里休息。

偶然的機會,寄居糞庫的許際才遇到一位下來調研的官員。這人是王維平,當時在北京市環衛局工作,負責管垃圾場。王維平回憶,看到數九寒天住在糞庫里的許際才,覺得他特別可憐。

1988年,許際才和另一名巴中人輾轉找到王維平,說想去垃圾場撿垃圾,請他幫忙寫條子。王維平答應了。

“當時我沒有什么循環經濟、可持續發展的概念,僅僅出于憐憫之心,覺得這些人不容易。另一個考慮就是,你撿得越多我越省錢,就不用去花錢焚燒了。”王維平告訴《財經》記者。

早在新中國成立初期,北京就成立了國營的廢品回收公司。到上世紀70年代,二環路內出現2000多家廢品回收站,幾乎每個胡同都有。

“但是自打許際才他們一進京,迅速地把這支隊伍給擊垮了。”王維平說,拾荒群體的優勢在于不怕丟人,背著一個破口袋,一個垃圾桶一個垃圾桶翻。廢品回收公司的正式職工不會這么做,出于面子,也有體制上的原因——不管回收多少廢品,月薪都是固定的。

在城鄉發展不平衡的背景下,四川巴中、河南固始的農民受到高收入誘惑,前赴后繼涌向北京。一如現下蜂擁而去BAT等技術密集型企業的城市白領們。

往后數年,北京拾荒群體數量迅猛增長。據王維平撰寫的《北京垃圾回收及產業化調研報告》稱,20世紀末,在北京拾荒的外來人口有8.2萬,其中約4.6萬來自四川,約1.7萬來自河南,約1萬來自河北,約1700人來自江蘇。

拾荒江湖滋生出大量惡性事件。1996年,許際才等人又找到王維平,說了兩件事。首先是自稱因王維平幫忙寫條子進垃圾場而“發了大財”,想要報恩。第二樁是,北京垃圾回收市場競爭日趨激烈,以拾荒者戶籍不同分成了13個幫派,這些幫派甚至有各自的“武裝”,為爭奪地盤,每年都有打架、斗毆等事件發生,還有人為此喪生。他們想借助王維平的力量為四川幫“擴大地盤”。

“我當時就萌生了調查這支隊伍的想法。”王維平告訴《財經》記者,幾天后,他召集各個幫派負責人聚餐,想要調查各幫人數、盤踞地點、主要營生及人均收入。

王維平說,為減少惡性事件,他給各個幫派分了工:四川人撿垃圾(小區垃圾桶、垃圾中轉站、填埋場、處理廠),河南人收廢品,河北人在四環路外接應負責向外運輸再加工,江蘇人則主要搞泔水和地溝油。這一拾荒格局延續至今。

焚燒不是最好的選擇

呼之欲出的垃圾分類立法,讓流水線上的拾荒者認為,月入四五千的好日子馬上就要到頭了。

繼上海開展強制垃圾分類后,北京的垃圾分類立法工作也已經提上日程。《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》修訂在即,草案預計10月提請市人大常委會一審。

王維平說,目前,北京的生活垃圾對策已進入減量化、資源化階段,而垃圾分類正是實現垃圾減量化、資源化的措施之一。

就像排斥電子支付在取代現金支付一樣,流水線上的拾荒者也對垃圾分類感到反感。他們擔憂的是,垃圾分類后,送到末端的就只剩下不可回收垃圾了。那么,垃圾分揀流水線便沒有存在價值了,他們也將面臨失業。

“大不了不干這一行了,不掙這么多錢了。”趙勝說,他還年輕,隨時可以在城市里找到其他工作。

54歲的徐治新沒這么樂觀。他和妻子是“非典”后來北京的,剛開始在填埋場附近撿垃圾。一個月下來,兩人能有8000元-9000元收入。他認為這份收入還不錯。曾有人找徐治新去填埋場種樹,他給拒絕了,“搞綠化掙不了多少錢,一般也就3000塊錢。”

2009年,徐治新成為許際才手下。他在流水線上做過分揀工,也開過鏟垃圾的鏟車,前后工資變化不大。徐治新說,要是分揀項目沒了,年輕人還可以出去創業,但像他這個年紀,就很難找到新工作了。

拾荒者的沉浮起落,是北京垃圾對策變遷的一個切面。

王維平說,北京的生活垃圾對策是個四部曲,先后經歷了“眼不見為凈”時期、標準化垃圾填埋場時期、焚燒時期、減量化和資源化時期四個階段。拾荒者的身影貫穿始終。

第一階段,北京把生活垃圾運往郊區,“隨便找個地方堆起來,簡而言之就是眼不見為凈”。久而久之,垃圾就圍城了。北京市在1983年做過一次航拍,大致沿著現在的四環路一圈,僅50平方米以上的垃圾堆就有4700多個。

隨著北京申辦亞運會、奧運會,城市攤大餅似的發展到了四環。這時候,北京開始建設垃圾填埋場、垃圾收集運輸體系。之后,生活垃圾被運到垃圾填埋場,“找個坑就填”。

不管是堆起來還是填起來,都會污染地下水,周圍臭氣熏天,同時還產生大量甲烷——其溫室效應是二氧化碳的21倍。

彼時,拾荒者的大本營,大多駐扎在垃圾堆放場周圍。1997年,王維平曾挨個去13個幫派的大本營調研,周末就和拾荒者住在一起。最讓他印象深刻的還是難聞的氣味。難聞到什么地步?大本營里冬天都有蒼蠅。不管是那的蟑螂還是綠豆蠅,個頭都很大,一點也不像北方常見的。

三九天,飯碗一捧,一層大綠豆蠅就在上面趴著、圍著,王維平把它們扇開,馬上又聚攏回來。

隨著填埋場建成,拾荒者聚集到了填埋場附近。不過,由此產生的隱患也很多。汽車卸垃圾,來回冒土揚煙,偶有意外傷人事故發生。

第二階段,是標準化垃圾填埋場時代。“標準化”是指把填埋場的危害降到最低,具體做法是:填埋場下鋪設七層防滲措施,防止地下水污染;分區填埋,傾倒的垃圾當天壓實、蓋土;把填埋場產生的甲烷倒排出來,用于集中發電;對填埋場的污水進行處理。

國際上,從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采用標準化垃圾填埋場。1994年中國首座標準化垃圾填埋場,也就是位于北京市昌平區的阿蘇衛垃圾填埋場建成投產。

新對策沒有徹底解決矛盾。首先,防滲膜的有效期為12年,過期后,還是會污染地下水;第二,填埋場產生的甲烷僅有一半能被有效收集;第三,填埋場占用大量土地,一旦填滿垃圾,很難重新被利用。王維平說,這種土地上,蓋房子地基不牢,綠化也不行,堆體里不斷發熱,樹種了就燒根。

第三階段,以焚燒為主的多樣化末端處理方式。當北京計劃建造第一座垃圾焚燒廠,也就是阿蘇衛生活垃圾焚燒廠時,遭到了民間反對。據王維平回憶,2009年,全國多地出現抗議垃圾焚燒的示威游行。反對者認為,焚燒是把固體污染轉化成氣體污染。

當時的北京市政府官員讓王維平出面和反對者進行溝通。王維平帶著反對者去日本參觀了垃圾焚燒廠。在日本,垃圾焚燒廠一墻之隔就是幼兒園。“參觀過程中,他們慢慢了解到,垃圾焚燒的核心技術是煙氣凈化,有60%的投資花在煙氣凈化上。凈化到什么程度呢?比燒油的爐子、燒煤的爐子都干凈。”王維平說。

也正是這一年,許際才承包下阿蘇衛的生活垃圾分揀、回收項目,進入了城市生活垃圾的末端分揀行業。他招了100多位拾荒者來當分揀工,行情好了,多招一些,行情不好了,少招一些。

截至2019年2月,中國(不包含港、澳、臺地區)在運行的生活垃圾焚燒廠數量已經突破400座。王維平認為,垃圾焚燒還不是處理垃圾的最理想方式,垃圾對策的上策是第四個階段——減量化、資源化階段。

他給出了三個理由。第一,垃圾焚燒廠即便能克服“人類一級致癌物”二英,但產生的一氧化碳、二氧化碳、氮氧化物、硫化物等還是存在污染。第二,焚燒的產物之一飛灰屬于危險廢物,處置過程中暴露很多問題。第三,焚燒廠的爐渣率有23%,大部分最后還是要填埋。

斷裂的回收鏈

早上7點不到,李軍一家駕駛兩輛貨車,從居住的西六環出發,開向北京石景山。他們將在一個小區外支起攤位,迎接附近居民,也迎接騎著三輪車來送貨的、更下游的廢品回收者。

李軍回收各式各樣的廢品。每天最多能收2噸紙、1萬個礦泉水瓶,還有鐵、銅、鋁等金屬。一年下來,刨除花銷,有10多萬元收入。在李軍看來,這些是辛苦錢,“本地人估計干不了”。

李軍來自河南固始,曾在北京東北旺賣過十年菜。隨著中關村軟件園拔地而起,菜場消失了。在親戚介紹下,他進入廢品回收的行當,這是個技術活,“有時看似是一塊鐵,其實是一塊銅”,他花了一個月摸索和學會。此后一干就是十年。

收舊貨也要通關系。廢品回收的執照難辦,大多數人無證上崗,難免被驅趕。掛靠正規公司太貴,還要服從管理。最后他憑著執拗的脾氣立足單干。

到了深夜,滿載廢品的貨車駛入位于西六環的廢品回收站。這是一個藏在巷子里的大雜院,門口沒有標識,走近才發現別有洞天:占地12畝的大雜院,被隔成十多個小院,分別回收紙、鐵、銅、鋁、易拉罐、舊衣物、塑料制品等。

夜幕中,李軍要忙活一兩個鐘頭,把分類好的廢品逐一賣給各個打包站,也就是每個小院的所有者。

這不算一筆光明的買賣。

四環外原有82個廢品交易集散地,這些交易點連接著城里的廢品供應商和城外的廢品加工廠。收購商從這里買走廢品,運往河北、山東等地的廢品加工廠,比如玻璃運到邯鄲,金屬運到霸州,塑料運到文安。

2016年,有81個廢品交易集散地先后被取締,僅剩下一家位于西南五環上的正規軍。

交易點驟然減少后,外地收購商苦于尋找貨源,而北京的廢品卻賣不出去。

李軍說,從前,玻璃、木頭、泡沫都能賣掉。現在,這些便宜的,或是體積大的、容易造成傷害的廢品,已經逐漸退出了交易市場。許際才的流水線也不再分揀廢塑料布、餐盒、橡膠鞋底了,盡管這些廢品都有下游加工商。

廢品回收得越少,垃圾就越多,這在北京垃圾增長量上也有所體現。交易點大批取締的2016年,北京市垃圾增長率超過10%,而往年,這一數字維持在3%左右。

大多數交易不得不暗下進行,李軍賣出廢品的大雜院便是一個非正規的交易點。

一名廢品回收業人士告訴《財經》記者,北京非正規的回收站最多時超過200家。現在大約還剩100家,它們陷入“被勒令拆除、死灰復燃”的循環中。它們越搬越偏,隱藏在六環外,等待城里城外穿梭的李軍們——行業內將這些收集廢品、將其分類和運往回收站的車稱為打貨車。

兩年前,李軍最常去的石景山衙門口回收站被拆除,他追隨被疏散人員建立的新站,從五環搬到六環外。五環以內收廢品的三輪車司機們沒法驅車20公里趕到六環外的回收站,只能由李軍這樣的打貨車司機扮演“二道販子”的角色。李軍告訴《財經》記者,相比五年前,他現在能收到的廢品多出了三分之一。

李軍的經驗是,如果回收站多,打貨車司機們可以分頭賣貨,免去排隊,并且在站與站的貨源競爭中獲得更美好的價格。在回收站最少的時候,他和來自西城、海淀、豐臺的司機一起,排過兩小時的隊,“夏天在車里等這么久,太費勁”。

2017年大興“11·18”火災后,北京南邊的廢品回收站曾被大量關閉,只剩下兩家,隊伍排出上百米。打貨車司機們只好往昌平、河北燕郊跑,舟車勞頓和增長的油錢吞噬著他們的精力和利潤,回到家歇下可能是凌晨2點以后了。

苦戰、驅逐、萎縮

李軍建了一個微信群,把藏在北京西邊各個角落的打貨車司機、回收站經營者拉了進來。

他的本意是,司機們能在群里相互知會,哪段路上遇到了交警查車。為了裝載夠多的廢品,這些貨車往往都超長、超高。

司機們交流起更多信息。打貨車司機基本是李軍老鄉,群里時不時地有人要回固始,發送車找人或是人找車的信息。

哪家回收站關門了、哪里哪天幾點新開業,他們也會發消息通知,免得有人白跑一趟。還有人把廢品報價發了上來,最新的一條是,在某個打包站,干紙每噸收1350元,濕紙1200元。

打貨車司機的小聰明成就了一個充分透明的市場,也成了一些打包站經營者們的噩夢。

“不知道多少人都想‘揍’他(李軍)。”紙類打包站的90后經營者萬宏俊(化名)說。

萬宏俊來自一個東部省份的縣城,在北京回收報紙、書本、紙箱子等,每天少則70噸-80噸,多則120噸。剛來北京為親戚工作時,由于大棚里粉塵堆積,他十天就犯一回扁桃體炎,慢慢才習慣過來。

萬宏俊本就厭惡打貨車的行徑。許多人送來的廢紙里摻著沙子、泥巴、木板,還故意往里頭層層澆水。貨物數目龐大,廢紙打包站很難做細致的分揀,一般只會把塑料袋、打包條等取出來。有時他明知有問題,也只能收下,不敢對這些司機說重話,怕他們不再光顧。由于壞紙比例高、雜質多,打包站曾多次被造紙廠扣錢——總價的15%、30%、70%甚至100%。

李軍的微信群可以影響到大興、豐臺、石景山和昌平的部分地區,里面至少有15個不同的廢紙打包站的人員。打包站都想多收貨,只能拼價格,周邊的價格都被帶起來,誰帶頭降價50元,第二天貨源就會明顯變少,一天都瞞不過去。

經營廢紙打包站的人們建過群。該降價的時候可以統一意見,可造紙廠一旦缺紙,如國內禁止進口廢紙之初,或每年8月紙價上漲,打包站看到盈利機會,就會漲價、多收貨。原先是悄悄地漲,有了群以后,所有人都知道了。

新開的回收站,為了吸引貨源,有的發紅包,有的賠錢收貨,一周后再降價,也能留下一些把路跑熟的司機。但他們無法避免的是,一家家回收站倒下、重啟,利潤越來越薄,生意越來越難做。

摻假、價格戰都不是致命打擊,搬家才是。

打包站的經營者和幫手一般就住在站里搭起來的棚屋內,三四年時間里,萬宏俊換過四個住處。

他最初駐扎在李軍過去常跑的石景山衙門口,那里的回收站足有17萬平方米,價格和利潤穩定,但由于環境臟亂,2017年被政府拆除。有記者在暗訪時發現,回收站存放著大量來源不明的液化氣罐,回收電線時不會詢問來路。這里有上百家打包站,光收廢紙的就有9家左右,拆遷后,人們往哪兒走的都有,跑散了。

萬宏俊接著在房山干了不到兩年,在2019年搬到豐臺某鎮。只營業了28天后,他又被通知得搬離。同鎮的另6個回收站,在鎮政府勒令下,也四散去了其他地方。

他不敢怠慢,找到了四五公里外山上的一片地,過去曾有過打包站拖著不走、政府工作人員前來強制關停的案例。新的回收站在8月正式開張,他不免擔憂,山路窄,不好走,拉兩三噸貨都挺費勁,電信手機打電話老斷線,山腳下的一個回收站還在司機上山的必經之路上。定高價、壓縮利潤是他沒辦法的選擇。

“一搬三年窮,搬兩回離宣布倒閉也不遠了。”萬宏俊算了算,這次至少損失40萬元。交給上一個房東的三個月租金沒有退,還被賴著,即便合同里有退租約定。找挖掘機來澆筑地面一次性投入的10萬元打了水漂。停工兩個月,手下五個老鄉兼工人每人每月的6000元的工資不能停。

他還丟了個穩定的單子。一家公司承包了固定街道的廢品回收業務,手下二三十輛車原先都會到他那兒賣貨。但這錢并不好掙,在他看來頂多算沖個量。公司的經理跟許多有名氣的打包站有聯系,擅長壓價,每天也有人來找他收提成,一噸廢紙50元或100元。

擁有萬宏俊這樣經歷的人不在少數。在回收行當,能干多久、干到哪天,人們心里都沒底。能開兩年的回收站實屬長壽。

和萬宏俊一樣,李軍的憂心事也有很多。比如,他在北京沒有社保,前景不穩定,也沒有想好未來要不要交。再比如,他們家國三標準的卡車今年11月就沒法上路了。舊車只跑了7年,他嘀咕著法定能開15年。報廢一輛車給1萬多元,買時花了8萬元,再買一輛新車得花13萬元,相當于一年白干。他也擔憂,說不定哪天國四也沒法上路了。

當初同他一起來北京干回收的老鄉,大多數都改行了,開車、去印刷廠、回老家的都有。徐福聲是李軍的老鄉,在北京從事廢品回收近30年,最終選擇了轉行,原因是“沒正規的地方,干不長,老是搬家”。

“一起干的人幾乎少了一半。”李軍說。

王維平告訴《財經》記者,北京拾荒者人數在2014年、2015年到達最高峰,有17萬人,現在還剩不到10萬人。近年來拾荒群體萎縮,有北京疏解人口的原因,有廢品交易集散地大量取締的原因,也有生活成本提高的因素。

李軍也想過離開,但很快就打消了這個念頭。

“哪一行又好做呢?回老家啥活都干不了。地少,一年除了化肥、農藥,最多能剩1萬元,加上吃吃花花和紅白事,還能剩下什么呢?”李軍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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